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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地管理法》修订案主体：

市、县人民政府申报征收土地；

获得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，并组织实施；

征地补偿费由县、市人民政府确定；

村集体及农民对补偿方案有争议的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协调。

这样的法律设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市县政府既是征收土地的主体，按照征购理论，它们也就是与农民进行地权交易的主体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双方对补偿方案产生争议，也由市、县政府协调。立法者似乎全然忘记了，这个市县政府本来就是争议的当事人，农民来来回回都在与同一个主体打交道。

上述规定只考虑了政府如何自如地行使权利，而没有给予被征收对象维护权利的基本渠道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经营报》2009.7.20

评论：当真是没脑之极，甚至可以说是随意践踏民权。

……

早在甲午战争时期，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，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，而是全民丧失信仰，“人心腐败已达极点”。他指出，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，人民是国家组织一“分子”，“分子”一旦腐败，国家岂能独强？中国“分子”们集体腐败，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，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。

日本间谍的分析，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。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“群众基础”的，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，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”几乎是全民的信仰，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、大小。同样，所谓的“反腐败”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利的清明政治，更多的是“未得利益者”向“多得利益者”的斗争手腕，骨子里崇尚的还是“彼可取而代之”。

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，西方的“主义”与“思潮”就不断流行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利的质疑与约束，从来没有被中国人、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“上垒”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。对于旨在“改朝换代”的改革（或革命）而言，反腐败无非是手段、手腕和策略而已。贯穿在这些改革（或革命)中的，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，一方面“己所不欲、必施于人”，另一方面“施于人者、己必不欲”。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（或革命）之上，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，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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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四”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“五四”，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年代，是“五四”时代。“五四”是一个值得我们生活的时代，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时代。

“五四”运动不是一个政治的“五四”，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“五四”，而是一个社会的“五四”、经济的“五四”，是一个全面的、多元化的“五四”。

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，对精神的敬畏。他们虽然在从事工商业，但在他们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。那个时代，传统的东西没有失落，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，不仅没被反掉，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。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，中国文化温情、美好的一面，他们仍保留着，西方文化中进取、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体现。也只有那个时代才由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。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，而且呼吸到了西方文明的空气。

历史留下的遗憾是，“五四”时代那种多元的、各种思潮并存、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、对话的社会气氛，在“五卅”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，一种比较片面，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