腐败的跳蚤(中国经营报2009.8.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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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甲午战争时期,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,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,而是全民丧失信仰,“人心腐败已达极点”。他指出,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,人民是国家组织一“分子”,“分子”一旦腐败,国家岂能独强?中国“分子”们集体腐败,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,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。
日本间谍的分析,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。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,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“群众基础”的,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,“有权不用,过期作废”几乎是全民的信仰,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、大小。同样,所谓的“反腐败”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利的清明政治,更多的是“未得利益者”向“多得利益者”的斗争手腕,骨子里崇尚的还是“彼可取而代之”。
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,西方的“主义”与“思潮”就不断流行,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利的质疑与约束,从来没有被中国人、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“上垒”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。对于旨在“改朝换代”的改革(或革命)而言,反腐败无非是手段、手腕和策略而已。贯穿在这些改革(或革命)中的,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,一方面“己所不欲、必施于人”,另一方面“施于人者、己必不欲”。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(或革命)之上,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,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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