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，国外互联网公司兵败中国的每一则消息，总能在业界引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，但从中国互联网的长远发展来看，这不是中国互联网业界的胜利。

事实上，中国互联网自诞生伊始，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概念，几乎都是抄袭美国互联网公司的经验。无论是百度、社交网站，还是现在风行一时的视频网站，都能从其中看到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影子。现在，这些模仿者嘲笑这些巨头的失败，其实是一种悲哀。

“国外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市场，不仅可以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、企业制度和文化，也可以给网民提供更多服务。”吕伯望称，“外国公司遵循的道德底线也值得学习，但现实情况却是相反。国外互联网公司在中国不作恶，而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却将作恶进行到底，这个现象值得深思。”

——摘自《IT时代周刊》2009年07期

评论：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，缺失道德底线，见缝插针，钻法律的空子。

从心理学的角度，流行色更像是社会心理的一种表述，是某个时期人们对某几种色彩产生共同美感的心理感受。但汽车色彩所表现出的流行趋势往往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，而是由地域、气候条件、民族、职业群体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
80年代末期，日本经济泡沫发酵，成功人士偏爱选择深蓝和墨绿色的高档轿车。到了90年代，经济泡沫开始破裂，担心失业的人们开始操心生计，汽车成了代步工具，很少有人还能像过去一样为汽车操心了，加上日本汽车制造厂商在这一时期力推微型轿车和多功能家用轿车，为了迎合不可预测的消费者心理，同一款车型往往提供十几种颜色，致使这一时期汽车的流行色变得异常凌乱。

7秒钟定律与颜色

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有一个神奇的“7秒钟定律”：只要7秒钟就可以锁定对某个商品是否有兴趣。在关键而短暂的7秒钟里，受色彩的影响竟然达到67%。

——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09.6.1

——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09.6.1

评论：听起来挺有道理的，我读完甚至想着回家拜老爸学习木匠手艺，只是头脑发热之余不免思考，就目前而已，还是坐办公室轻松一些，薪水高一些，每个人总会自行衡量得失，下一个10年再说吧，哲学这玩意暂且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市、县人民政府申报征收土地；

获得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，并组织实施；

征地补偿费由县、市人民政府确定；

村集体及农民对补偿方案有争议的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协调。

这样的法律设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市县政府既是征收土地的主体，按照征购理论，它们也就是与农民进行地权交易的主体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双方对补偿方案产生争议，也由市、县政府协调。立法者似乎全然忘记了，这个市县政府本来就是争议的当事人，农民来来回回都在与同一个主体打交道。

上述规定只考虑了政府如何自如地行使权利，而没有给予被征收对象维护权利的基本渠道。

——摘自《中国经营报》2009.7.20

评论：当真是没脑之极，甚至可以说是随意践踏民权。

早在甲午战争时期，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，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，而是全民丧失信仰，“人心腐败已达极点”。他指出，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，人民是国家组织一“分子”，“分子”一旦腐败，国家岂能独强？中国“分子”们集体腐败，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，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。

日本间谍的分析，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。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“群众基础”的，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，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”几乎是全民的信仰，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、大小。同样，所谓的“反腐败”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利的清明政治，更多的是“未得利益者”向“多得利益者”的斗争手腕，骨子里崇尚的还是“彼可取而代之”。

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，西方的“主义”与“思潮”就不断流行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利的质疑与约束，从来没有被中国人、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“上垒”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。对于旨在“改朝换代”的改革（或革命）而言，反腐败无非是手段、手腕和策略而已。贯穿在这些改革（或革命)中的，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，一方面“己所不欲、必施于人”，另一方面“施于人者、己必不欲”。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（或革命）之上，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，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……

……

在东沙岛事件中，清政府无论在尊重民意、还是在各部门协同配合方面，都表现得可圈可点。更为难得可贵的是，军力并不强大的大清政府，并没用“顾全大局，韬光养晦”之类的自欺套话搪塞甚至堵塞民意，而是展现出了“亮剑”的勇气和相当灵活的谈判手段。

“五四”运动不是一个政治的“五四”，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“五四”，而是一个社会的“五四”、经济的“五四”，是一个全面的、多元化的“五四”。

企业家的心中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，对精神的敬畏。他们虽然在从事工商业，但在他们的心中文化有更高的位置。那个时代，传统的东西没有失落，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承到1919年前后的那几年，不仅没被反掉，而是有非常好的传承。在那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身上，中国文化温情、美好的一面，他们仍保留着，西方文化中进取、向上的一面他们身上也有体现。也只有那个时代才由可能产生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。他们不仅有很深的中国文化的造诣，而且呼吸到了西方文明的空气。

历史留下的遗憾是，“五四”时代那种多元的、各种思潮并存、人们可以坐下来讨论、对话的社会气氛，在“五卅”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不可能幸存下来，一种比较片面，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