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人/那些事…
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，国外互联网公司兵败中国的每一则消息，总能在业界引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，但从中国互联网的长远发展来看，这不是中国互联网业界的胜利。
事实上，中国互联网自诞生伊始，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概念，几乎都是抄袭美国互联网公司的经验。无论是百度、社交网站，还是现在风行一时的视频网站，都能从其中看到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影子。现在，这些模仿者嘲笑这些巨头的失败，其实是一种悲哀。
“国外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市场，不仅可以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、企业制度和文化，也可以给网民提供更多服务。”吕伯望称，“外国公司遵循的道德底线也值得学习，但现实情况却是相反。国外互联网公司在中国不作恶，而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却将作恶进行到底，这个现象值得深思。”
——摘自《IT时代周刊》2009年07期
评论：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，缺失道德底线，见缝插针，钻法律的空子。
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·布林德认为，下一个10年的劳动力市场不一定会按照对教育水平的要求来划分，未来重要的分别也许会是，可以轻易地通过网线或无线连接传输而不会降低其质量的工作，和不能通过网线传输、必须亲自或在现场完成的工作。他说：“你不能在网上钉钉子。”掌握一门手艺不是限制，而是解放。如果你掌握了一种不能外包给国外、用算法来做或被下载的技术，你肯定能找到工作，甚至成为一个领域的大师。
——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09.6.1
评论：听起来挺有道理的，我读完甚至想着回家拜老爸学习木匠手艺，只是头脑发热之余不免思考，就目前而已，还是坐办公室轻松一些，薪水高一些，每个人总会自行衡量得失，下一个10年再说吧，哲学这玩意暂且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《土地管理法》修订案主体：
市、县人民政府申报征收土地；
获得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，并组织实施；
征地补偿费由县、市人民政府确定；
村集体及农民对补偿方案有争议的，由市、县人民政府协调。
这样的法律设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市县政府既是征收土地的主体，按照征购理论，它们也就是与农民进行地权交易的主体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双方对补偿方案产生争议，也由市、县政府协调。立法者似乎全然忘记了，这个市县政府本来就是争议的当事人，农民来来回回都在与同一个主体打交道。
上述规定只考虑了政府如何自如地行使权利，而没有给予被征收对象维护权利的基本渠道。
——摘自《中国经营报》2009.7.20
评论：当真是没脑之极，甚至可以说是随意践踏民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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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甲午战争时期，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，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，而是全民丧失信仰，“人心腐败已达极点”。他指出，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，人民是国家组织一“分子”，“分子”一旦腐败，国家岂能独强？中国“分子”们集体腐败，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，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。
日本间谍的分析，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。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“群众基础”的，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，“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”几乎是全民的信仰，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、大小。同样，所谓的“反腐败”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利的清明政治，更多的是“未得利益者”向“多得利益者”的斗争手腕，骨子里崇尚的还是“彼可取而代之”。
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，西方的“主义”与“思潮”就不断流行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利的质疑与约束，从来没有被中国人、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“上垒”的政治反对者们所真正接受。对于旨在“改朝换代”的改革（或革命）而言，反腐败无非是手段、手腕和策略而已。贯穿在这些改革（或革命)中的，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，一方面“己所不欲、必施于人”，另一方面“施于人者、己必不欲”。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（或革命）之上，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，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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